二、租借厂房、购买大豆等流动资金壹万元整，每户贰千元整。
三、合伙期五年，五年内任何人退伙不退机器款和流动资金。
四、五年合伙期满后机器打价，机器损耗部分五户均摊，愿意退伙者交补损耗款后剩余款带走。
五、在伙内报销公摊的钱款有……
这一条规定得很细，还特别注明规定纳入以外的，可以五户集体商量通过。
后面是这五户户主的签名和手印。
肖世俊告诉周胜利，这样的入伙文书一式五份，每家一份。
周胜利问他：“你们这样的个体加工户有名称吗？”
肖世俊回答：“原来没有，到工商所注册名还得交税，小本生意，都不愿跑工商、税务。现在产品销得远了，没有加工厂名、厂址，外地工商部门查到就没收，还罚款。工商所和税务所到我们这几个村现场办公，挨个办理的工厂注册手续。”
“我是我们这几户的法人代表，工厂以我的名字起名，叫临城县世俊大豆加工厂，税务所给我们定税，每年每个厂交百十块钱的税。”
“你们五户属于共同入股，在工商所注册是以五户的户义，还是以你的名义？”
周胜利觉得这一点是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
肖世俊说：“对这事工商所专门给我们有解释，说只能以我个人的名义，我们是私下里的股份合作，是土话说的合伙买卖。如果是股份制性质就变了，超出了我们的国情。”
周胜利在报纸上看到过有关“采用股份合作形式”的字样，现在明白了股份合作与股份公司的区别。
他们两个人又采访了另外几个村股份合作工厂，发现另外几个村的股份合作形式与肖世俊他们一样，但加工生产的产品却是胶合板。
也许是因为胶合板市场更大，所以这类小工厂的发展势头更猛。
调查归来的路上，周胜利与钱仁海讨论着这些小加工厂。
钱仁海说：“我带着上面从事经济类报道的记者来过好几次，他们说这种形式在其他地方也有。他们说，这样的小加工厂发展快，寿命短。”
“为什么这么说？”
这一点周胜利没有想到。
“记者老师说，他采访过外地的小型加工厂，哪一类东西市场上出现缺货了，几户人每户凑个三千两千的，安上机器就能生产，不要建专门厂房，不建生产线，产品很快就进入市场。由于投资少，几个月就把设备钱赚了回来。市场行情不好了，设备卖废铁散伙。”
周胜利回忆起先前的调查，说道：“你这么说，我记起来了，有好几家胶合板厂的投资人说他们就是生产户卖了大豆加工设备又买了胶合板生产设备改产的。”
钱仁海道：“记者老师说，这叫小船好调头。”
“记者跑的地方多，见识广，他没说这种合作方式叫什么名字。”
钱仁海说：“他说应当是一种独立的经济体制形式，叫股份合作制，但是在报纸上不好公开提这个制字，一般报纸上出现就用股份合作形式。”
周胜利说：“我觉得应当用股份合作制比较好，形式与体制说起来差距不大。”
接下来的几天里，别人继续调查，他则在招待所里写他的调查报告。
在调查报告里，他明确地称这种生产经营形式为股份合作制经济。
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篇调查报告里的提法竟然会给他惹来巨大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