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胜利感觉到省長发怒了，也知道一个省長发怒对他一个县委书记来说意味着什么。
妥协，有可能自己的担心仅是虚惊一场，而自己的仕途却不受任何影响，但也不可能自己的担心交不多余，工厂倒闭，员工失业，唯有自己的官是照样做。
不妥协，国家的利益不会受损，员工也照常有班可上，自己的仕途有可能到此止步。
他也清楚地记得自己刚涉入官场时是怎么想的：利用手里的权力多为人民群众谋利益。
王峻岭是他崇敬的上级领导，虽然自己下一步要表达的意见与他的意见不一致，周胜利还是尽量委婉地说：
“省長您听我解释：他到现在还不打算辞职，只是用辞职与政府叫板。他真打算辞职，先前提出辞职我当场同意，他走人就完了，但是他没有，而是到处打电话。
再就是我的真实想法是，如果他真的辞职，领导追究责任也追究我一个。我刚刚与县长夏文飞同志交换过意见，我停职他把工作担起来，他是个很有能力的同志。”
他万没想到的是，王峻岭听到他的话竟勃然大怒，咆哮般地吼道：“你也打算学崔文学用不干来威胁我？我警告你，你想图清闲门都没有！他如果真辞职，你给我兼着这个厂长，我不会要你离开现在这个位置。”
周胜利刚喊了声“省長”，他马上打断他的话：“听我说完。
你把你刚才说的委派主管会计到承包企业的事情给我做扎实了，然后写一份报告给我。”
说完，干脆利落地挂上了电话。
这天的晚饭周胜利没有吃安稳，电话竟然一个接着一个，连常清明都给他打来电话：
“这件事可不是你斗公子哥那么简单，斗公子哥你无论输赢都是站在舆论的制高点。
现在的形势是，全国上下都热切地支持改革，投身改革，当领导的，唯恐自己被扣上阻挠改革的帽子。
上面给了我很大的压力，你要把事件的过程不加任何掩饰地告诉我，我才好决定是制止你还是支持你。”
周胜利又把对王峻岭汇报的事情经过又讲了一遍。
常清明听过以后，说道：“这件事你要做最坏的打算，向最好处努力。
所谓最坏的打算，就是要有崔文学真辞职的准备，向最好处努力是争取用事实让崔文学认识到你们的做法有益于企业的经营管理。
有一点我先提醒你，只要他身上没有人命案件，无论事件演变到何种程度，你们都不要对他个人动用法律手段。”
周胜利表示，“我一定按您的指示去做，不会感情用事，涉及到法律的，我会层层上报，由上面决定。我只要营川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就可以。”
第二天他刚进办公室，王再道的电话就打了过来，汇报说这两天收的红薯干还没有运走，但是去年秋天收的高粮至今高粱酒厂那边没有回款，酒厂还没有把钱付给农户。厂保卫科的事由唐常委给你汇报。
王再道的电话刚挂断，县委宣传部長蔡文香来电话说，全国和省里的几家报社、电视记者想采访您，他们没有明说，估计是与崔文学厂长有关。
她不知道县酒厂里发生的事情，并没有认为这些记者是打算来做负面报道的。
周胜利说：“让办公室的同志带他们过来吧。”
县委办公室本周为周胜利值班的秘书带着记者们进屋时，周胜利已经迎候在办公室门口了。
来的记者有五人，三男两女，代表着四家媒体。
他们有的是单位领导安排过来的，有的是与崔文学私人交情较好，自已决定过来的，目的很明确，为改革家崔文学打抱不平。
秘书把人带进办公室就走了，周胜利招呼记者们坐下，并每人给他们倒了一杯白开水。
记者们是带着成见来的，坐下就开始找茬，两位女记者中生得娇艳的年轻女子说：“你们周书记摆谱不小呀，事先已经通报了，我们进来这一会了还不见出来。”
周胜利把最后一杯水送到她面前，回到主位上坐下，故意缓和室内紧张的气氛，“我站在门口把各位接了进来，又给各位送上茶水，这位美女记者还说我摆谱，是不是算报道失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