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过来说，如果给够了钱，他们也不怕成本的问题了。”郭康想了想，发现另一个方向也是说得通的：“压低人力成本的方法，对于一无是处的欧洲奴工来说，可能是最合适的，但对于东方大批的专业工匠，估计并不是这样。”
欧洲工厂主尽量压低人力成本，还使用机器。但即使如此，在工业化早期，他们的生产效率也很吃亏，甚至比不过江南的手工业者。
1844年，有英国人来到福建调查，将当地各种不同质地的棉布，都收集了样品，记录价格，送回英国进行比对。回去之后，英国商人惊讶地发现，按照他们所标的价格，曼彻斯特的工厂也做不出来。而福建还不算当时纺织业最发达、效率最高的地方。
英国尚且如此，其他国家就更惨了。比如美国，到了19世纪，依然只能靠大量出口金银，换取中国商品。
在1805年到1844年间，两国的贸易逆差高达39%，而仅在1805至1815年的十年间，美国就像中国出口了2270万美元的金银，而同期输往中国的货物只有1000万美元，并且几乎都是农作物、矿物等低端产品。
再加上当时，美国是被法国引荐给清朝的，清朝甚至长期认为，美国是法国的附庸，是专门给法国提供原料的一个非洲国家。
相比英国商品，美国的纺织品更加低劣，以至于到了1850年，美国领事还在给国内诉苦，说大批美国布料在港口积压，根本卖不上价钱。
所以，这样就有个很反常识的结论：血汗工厂的生产效率其实很低。哪怕江南工匠的待遇远高于英格兰工人，依然没有在成本上明显落下风。这种强行降低人力成本的思路，虽然符合最简单直接的思维，但和其他很多“常识”一样，并不是正确的。
“这么说来，我们其实也可以在奴工工厂之中，也保留晋升渠道。”想到着，郭康又补充道：“平时别逼的太紧，再有了激励，会比单纯驱使奴隶要更高效。”
“哪怕英格兰奴隶？”狄奥多拉疑惑地说。
“哪怕是英格兰的。”郭康肯定地点点头。
19世纪初的英国人欧文，做过一个实验。他在美国购置了一块地，试图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聚落。在聚落中，有一座工厂，按照欧文的设想，人们每天只在这里工作10个小时。而同时代的其他工厂，这个时间可能都没什么上限。
由于设计过于理想化，乌托邦聚落最终失败。但唯独这个工厂，不但运行了下来，还赚钱了。这让当时的人们十分意外。也是在这次发现的基础上，欧文继续实验，由此产生了八小时工作制的理念。
“这个结论有点奇怪。”狄奥多拉坦言：“如果降低工作时间反而提高了整体效率，为什么所有商人都喜欢让雇工多干活？”
“因为这个结论是通过科学分析得出的，而科学在很多时候就是反常识的。”郭康回答：“而且，如果一个人经商只为了赚钱，那他就是商业领域的圣人了。平时，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人的。”
“理想化的商人才会为了赚钱可以接受一切，而现实中的商人……”郭康摊摊手：“他们做决策可能就是为了自己爽。很多匪夷所思的决定，都是这么出现的——话说回来，不爽当什么老板，那不是成了钱的奴隶了。”
“好像也是……和统治国家，似乎也差不多啊。”狄奥多拉想了想，感慨道：“或许，完美的商人本来就应该是钱财的奴隶，不该考虑别的东西。完美的统治者……是不是也应该差不多呢？”
有的人死了，但没有完全死……